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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壮志不言愁》现象与影视歌曲创作困境

　　赵朴

　　刑侦探案是近年来影视作品中的重要类型。创作者在结构故事、形塑人物方面各出机杼，但在音乐方面却“所见略同”——《少年壮志不言愁》仿佛成了刑侦题材影视新作共同的主题歌，对这首老歌集中的、反复的使用，成了耐人寻味的现象。

　　为什么是《少年壮志不言愁》？

　　《少年壮志不言愁》是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由该剧导演林汝为作词、作曲家雷蕾谱曲。这首1987年问世的作品，近年来突然成了“宝藏歌曲”，先后成为电影《追凶十九年》片尾曲、电视剧《三叉戟》插曲、电影《三大队》插曲、电视剧《黑土无言》插曲和电视剧《我是刑警》主题歌。尤其在《三大队》和《我是刑警》中，《少年壮志不言愁》的一再回响，对推动情节发展、释放人物情感、升华主题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三大队》里，《少年壮志不言愁》在影片前、中、后三个重要叙事节点出现，贯穿始终。开篇，程兵带队出警，途中车载广播正在播放听众小雨点为当警察的父亲点播的《少年壮志不言愁》，通过附着于歌曲前后的对白，既指明警员们已为侦破案件连续作战身心疲惫（审讯中情绪失控的因素之一），也为三大队遭遇变故后重整旗鼓埋下伏笔。中段，程兵出狱，三大队五人重聚，夜宵摊上，马振坤带着醉意唱起《少年壮志不言愁》，逐渐引发共鸣，歌曲仿佛火种点燃了众人胸中渐已冷却的热血，成为剧情转折的关键。尾声，程兵终于将罪犯缉拿归案，他迎着阳光走入熙攘人群，当年夜宵摊众人的酒后放歌作为画外音乐再次响起，歌词“历尽苦难，痴心不改”成为程兵寻遍七省、追凶万里的人生的高度浓缩，也是向人民警察为百姓的岁月静好甘愿负重前行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

　　在《我是刑警》中，《少年壮志不言愁》不仅在每集片尾唱响，而且在剧中先后五次出现，成功托举起剧集的主题表达。从秦川一行人破获1·28抢劫案，在庆功宴后雪夜高歌的畅快，到秦川和同事们在叶茂生捐躯献身的墓碑前恸哭“金色盾牌，热血铸就”的悲悼，从老刑警范守良对心灰意冷的徒弟宋绪举杯清唱所诉说的坚持，到宋绪在案件破获后到师父墓前低吟歌曲寄托的缅怀，《少年壮志不言愁》每每出现在酒酣耳热吐露真情之时、或是告慰战友在天之灵之际，都是角色“不由自主”地发声、都伴随着浓烈的情感表达。对《少年壮志不言愁》的这种使用方式部分中和了警察守卫社会安定的功能化定位，而凸显了警察作为人的丰富情感和理想主义的自我精神激励，从而更丰满地展现了“刑警”这一群体的形象。

　　对《少年壮志不言愁》恰当的引用不但成为叙事的关键，为影视作品增色，也仿佛重新激活了这首老歌，让我们再次瞩目于歌曲自身的魅力。

　　首先，歌词对人民警察的使命担当有着深刻的揭示，表述精准而又诗意，既成为大众对警察形象的崇敬想象，也成为警察对自我身份的深切认同与人生追求。寥寥几句歌词，把奉献精神、英雄主义和百折不挠的理想主义情怀加以凝练概括，显现出超越时代局限的人性光辉。这样的品质，在类似题材的词作中实属罕见。

　　在作曲方面，对主旋律叙事的“柔性表达”成为感染力的重要来源。歌中两段主题旋律，都是大气磅礴起势、深情婉转落脚，既表现铁肩担道义的刚强笃定，又导向这种刚性背后深厚的情感基础。作曲家雷蕾最终没有选择原本意向的严肃的男声合唱，而独具慧眼地相中由刘欢用更为通俗的演唱方式来表达歌曲的刚柔并济，实质上是在表演风格上对词曲内涵进一步延伸，也是对剧作着力于人物成长和情感刻画这一创作取向的应和。

　　经过岁月的沉淀，《少年壮志不言愁》已经建立起人民心中“警察之歌”的经典地位。创作达到高品质的同时，又能联通大众情感；词曲唱三者之间，及其与剧作本身，风格与内涵都高度吻合。这些特质使这首歌成为难得的影视歌曲精品。

　　为什么总是《少年壮志不言愁》？

　　仅解读《少年壮志不言愁》本身的经典性，似乎还不足以解释为何在这首歌问世30多年后，一批刑侦题材影视作品突然蜂拥而至、对其青睐有加。毕竟，这期间以“警察”为创作对象的众多影视作品中，也涌现出不少原创歌曲佳作。上世纪90年代，有电视剧《英雄无悔》中的《真心真情》，《刑警本色》中主演王志文献唱的主题歌《我不能输》等歌曲；新世纪之初，《重案六组》的主题歌《风雨人生》，《公安局长》中由主演柳云龙包圆词曲唱的主题歌《一生别无所求》，都以其对“警察”主题的信念感和情感面向的深入挖掘，让我们印象深刻。

　　经过一段时期的回落，当近年来警察、刑侦、涉案剧再次成为影视创作热点后，我们不难发现相关的歌曲创作并未形成同步，甚至越发滞后于影视作品的发展水平。这构成了《少年壮志不言愁》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

　　刑侦题材影视剧火热，对音乐的需求量激增。配乐往往贴着剧情走，营造氛围或渲染情绪，这一层次上，作曲家的技术已相当成熟，音画配合效果上佳；但在需要情感凝练、立意升华的时候——通常由歌曲来实现这一功能——很多创作者一筹莫展。

　　首先，有意愿深入理解剧作内涵、并且有能力用准确而诗化的语言将之概括为文字的词作者不多，对影视歌曲创作而言，没有好词难为无米之炊。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就创作机制而言，如今影视剧的配乐和歌曲往往分包给两组人马分别创作，配乐风格大都服从影像风格，突出场景性，但歌曲的功能不同，要突出主题概括性，如果两者并非同一团队创作，在音乐风格和旋律主题上出现龃龉，歌曲就会显得出戏。

　　一些片方开始动脑筋，以“片尾曲”概念代替“主题歌”。通常，片尾曲和主题歌应该是一回事，在片尾用一首歌提纲挈领，以前还有很多电视剧以片头、片尾双主题歌来强化这一功能。而今，由于创作团队不同，不但片尾曲的旋律并不在正片配乐中出现，而且歌词与影视剧内容关联度也不足，其升华主题的意味淡化，歌曲本身的能见度也大为削弱。那英演唱的《狂飙》片尾曲《藏无可藏》，唱功了得、情感激越，但歌词过于“形而上”，语焉不详，与剧情、人物很难直接挂钩，未能对剧集形成助力，歌曲也被埋没。还有很多歌曲尽管挂着“主题歌”的名头，实际上与剧作主题没多少相关性，其功能恐怕更多在于借歌手的名气引流量，顺便在片尾走演职员表。

　　还有很多片方开始以老歌汇编代替原创，一方面是对原创影视歌曲没有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老歌自带的意义来丰富新剧的内涵，使歌曲和影像形成互文。从《繁花》里的《偷心》《执迷不悔》，到《漫长的季节》里的《再回首》，这些与剧情形成共振的歌，都是从怀旧曲库中拿来的。这种方式在年代剧中或许能收获奇效，但像《少年壮志不言愁》这样被一窝蜂似地在刑侦剧中引用，除了略有取巧之嫌，更多是暴露出影视歌曲创作能力贫弱的问题。

　　更有甚者，既然原创影视歌曲不好把握，干脆完全放弃，在片头、片中、片尾都只留配乐。发生在《乌云之上》等新剧中的这一现象令人扼腕。拿掉歌曲，意味着影视音乐的极端功能化，音乐只承担为影像伴奏的作用，沦为附庸。更进一步来讲，这是对“听觉中心主义”的臣服——听就好了，何必在乎意义？以这个角度而言，前述诸多影视作品对《少年壮志不言愁》的集中反复引用，反而有了些倒逼影视音乐创作必须承载主题、建构意义的理想主义意味。

　　曾几何时，影视歌曲是百姓文化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尤其那一首首主题歌，与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交相辉映，凝结为人们鲜活的记忆。而今，电影电视剧一派欣欣向荣，能给观众留下印象的影视歌曲却越发稀缺。希望《少年壮志不言愁》现象能给影视从业者提个醒，适当调整影视音乐创作的目标导向和机制，让影视歌曲也再度繁荣，绽放应有的光彩。

　　（作者为流行音乐研究专业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 责编：张晓荣 ] 阅读剩余全文（）

超越时间，传为永恒——写在观看《梦入避暑山庄》之后

（图注：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主任王志伟）

乾隆三十六年，十余万土尔扈特部众在首领渥巴锡及一众贵族的带领下，自伏尔加河流域万里东归，这是18世纪中后期对中国乃至亚洲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两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着东归史实，站在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的解读声音不绝于耳，好像这群穿越了大漠戈壁、沼泽林莽的厄鲁特远人不仅仅完成了地理概念上的迁徙，也完成了时间概念上的迁徙——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对东归事件的寻绎中强化它的当代价值：一段本是烙印在土尔扈特部众心中的苦难记忆，被东归事件本身赋予了超越民族、超越地域，更是超越时间的意义。

 

当我们习惯了史书所呈现的宏大叙事和或积极或消极的二元评价，习惯了经过选择性加工后高度提炼的文字为我们灌输的先入为主的主观渲染，习惯了不惜暗淡个体生命的色彩也要为历史的厚茧打磨光泽的粗鄙逻辑，我们就会越来越陷入一种认知的被动，好像一切因果都是被设计好的。就拿土尔扈特东归事件来说，经过了对时间、地点、人物和起因、经过、结果的叙述，最后一定会归于大团圆式的结局。在这里，我并不否认东归事件对于民族和国家的伟大意义，也感佩于曾经有过那么一群心持执念的人，在一个正确的时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目标，最终收获了正确的结果。

 

但是，这一连串正确的背后，我们何曾真正体会过东归事件对亲历者的真实感受？前路的茫然，疫病的折磨，追兵的恐惧，死亡的悲戚，这些实实在在的生命体验曾经就附着在每一个东归的土尔扈特人身上。就连首领渥巴锡都曾接连承受着妻子儿女早逝的打击，其本人也在东归之后不久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对于那些底层部众来说，东归的代价之大，是绝难承受的。好在，我们仍然后知后觉地看到了这群人完成了万里东归的壮举，看到了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残存部众的安置和优恤。不过，这种安置和优恤的背后表现出中央王朝对新投部族的巨大芥蒂，因为土尔扈特东归后朝廷新设的游牧地被严重分化以至于难以统属，使土尔扈特部不再拥有可能的以武力对抗中央王朝的能力；而相当一群土尔扈特人在东归之后由于水土不服，没有倒在艰苦的旅途中，而是死于新家园里天花病毒的肆虐下。这是大多数人不了解的故事，与我们想象中东归事件大团圆式的结局大相径庭，不过，这就是历史。

 

 

2020年初，蒙王卓导演不弃，将他关注土尔扈特东归的作品《梦入避暑山庄》全部剧本拿给我，美其名曰审稿，实不敢当，深恐又是一本关注宏大叙事的空洞作品，难免碍于情面落得个难于作评的尴尬境地。不想在深入阅读之后，剧本的两个重要特征深深地打动了我。一个是他化整为零的新颖表现形式，一个是对小人物的无限关注。

 

新颖的形式是《梦入避暑山庄》打破了传统舞台剧固定的场地空间，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做了模块化处理，扩大了舞台的物理范围，延申出一个个难于在中央舞台集中表现的故事。这种设置看似分散，实际上解决了以往舞台剧对高容量剧本内容切割取舍的难题，特别是对土尔扈特东归这类设及人物众多、线索众多、场景众多的史诗题材，分散的舞台设计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至于对小人物的关注，这是我最看重的。分场景里那些土尔扈特母亲的泪水、父亲的伟岸、爱人的缠绵、儿女的依恋，一幕幕儿女情长，一声声聚散呼唤，如果脱去他们的历史外衣，换上今天的装扮，那不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故事吗？在王卓导演呈现的这群小人物的故事里，曾经有三次让我落泪，一次是在“记忆”场景中，那个用泪水回忆与父亲快乐往昔的女孩子，当她看到裹尸车缓缓运回阿爸的遗骸而不自知，幻想着往生长生天的父亲还可以重见的时候，这种超越生死的信念也超越了时间；还有一次是在“帘”的场景中，四组帘幕串起了女子的一生，当他抱起被异族戕害的爱人时，那种刺痛到骨髓的感受会硬化在记忆中；最后，在“马奶酒”的场景里，那株浇灌了奶奶生命的小树，可能唤起每一个观众心中的等价回忆……

 

 

当然，就像埃斯库罗斯的伟大并不能包罗希腊文学的全部一样，悲剧并不是王卓导演《梦入避暑山庄》的主旨，或者说《梦入避暑山庄》本不是一部靠赚取眼泪立足舞台的作品，它因为对人性的刻画和解读，而让厚重的、与现代人渐行渐远的历史话题变得触手可及，变得充满温度。在《梦入避暑山庄》里，小人物的分量超过了皇帝，超过了活佛，超过了那些叱诧风云的人，这真的难能可贵。再加上那些被有意安排的关于非遗的、宗教的、文学的、音乐的、美术的，甚至是医药和曲艺的“佐菜”，使这顿历史大餐，着实丰满。

 

 

在《梦入避暑山庄》试验性演出时，我有幸深入到整个参演团队中去，当时我冒出一个想法，就是在万树园这片曾经清帝举行朝觐和宴赉活动的历史原址上，前一次有如此大规模演职人员活动的时代恐怕要上溯到嘉庆时期。万树园，这是一片承载了太多历史记忆的场地，曾经土尔扈特部上层首领们，就是在这里被乾隆皇帝召见，就是在这里擘划了部众在新家园的未来，就是在这里为他们东归的不朽壮举画上了虽然不算圆满但也足以彪炳史册的休止符。

 

看完《梦入避暑山庄》，走出大幄的我一下子被推回到现代。为什么呢？因为眼前的万树园里没有一株古树，蒙古包群也不是原来的模样，远处山顶的南山积雪和北枕双峰二亭也早已不是原物，历史让避暑山庄失去了太多原汁原味的东西……这时，倏地一下，一旁永佑寺传来一阵悦耳的铃声，原来是六和塔的檐角铜铃！这一刻，我恍然大悟，这铃声定与200年前无异！什么都变了，总有一些东西会超越时间，传为永恒。

王志伟